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思想研究

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文本，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运动在中华民国教育史的叙述中处于缺失状态。在熊明安主编的《中华民国教育史》，李华兴主编的《民国教育史》，及民国21年刘炳藜主编的《教育史大纲》等几部论述详细且资料丰富的史学史书写中，教育电影运动均未被提及。尽管就当时的语境而言，教育电影仅仅是传播教育思想的载体，但因为电影独有的叙事方式与传播手段，在民国早期已经成为重要的教育运动。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，这一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教育手段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关于民国早期电影运动的背景，主张及具体实践环节拟另文叙述，本文重点探讨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思想内核。

一、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基本定义及内涵

民国教育电影运动是民国时期，由国民政府所倡导，多种民间机构及电影团体所参与教育文化运动。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萌芽是191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所拍摄的科教片及风光片，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标志教育电影运动正式开始。

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与“一切以娱乐为能事”的娱乐化电影叙事截然相反。在早期教育电影的构想中，就明确其重心不是商业电影，而是风光片、科普片、农村纪录片、技术推广片及具有教育救国及三民主义思想等影片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风光片还是抗战前的军事教育片，以中华民国训政话语为思想内核的教育思想一直贯穿始终。教育电影不仅由大量的实践作品，也诞生了属于自己的电影理论体系。谷剑云在《教育电影》一书所言，“凡是含有促进人类对自身之福利，维护社会公益之影片，均属教育电影。”(1)

二、教育电影运动与“教育救国”

教育救国是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重要思想内核。20世纪20年代，以梁漱溟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“教育救国”运动余波未平，30年代中华民国又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。这对于教育电影运动中大量农村题材的拍摄，取景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。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教育家晏阳初提出了中国农村的四大问题“贫、愚、弱、私”四大病，必须通过生计、文艺、卫生和公民“四大教育”，他认定这是“救国救民的唯一办法……只有平教才是根本，其余都是枝节”(2)，而国民政府的教育电影运动采取的正是积极性的平民教育策略。

与晏阳初的“四大教育”相对应，国民政府选取电影这一独特的文艺形式，以培养知识解决农村的问题，这一时期电影的生计教育重在从农业生产、技术手段等科教普及教育入手，达到攻“穷”的目标，如《农村之春》重点介绍农业生产的流程，《科学养鸡法》、《家庭副业》、《养牛》则通过简单易懂的电影叙事，推广新型农业技术；卫生教育重在攻“弱”，培养强健体魄，这方面的题材是教育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大量的“卫生片”层出不穷，如《夏季卫生》、《天花与种痘》、《健康教育》、《常山》、《饮水卫生》、《罐头食品》等；公民教育重在攻“私”，与上世纪国民政府的“新生活运动”密切相关，着力体现“体现优良之国民性”，倡导公民道德，提倡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等中国传统道德。

在拍摄农村教育电影的同时，国民政府亦积极组织电影放映队进入农村及县城进行电影放映。以浙江省为例，1934年5月，国民政府组织两队电影放映队巡回浙江全省进行电影放映，截止到1936年11月，国民政府电影放映队巡回浙江省内省内七十六县市，遍及杭县、萧山、绍兴、上虞、余姚、慈溪、奉化、镇海、鄞县等地，观影总人数263 万人，占全省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(3)，“穷乡僻壤，莫不有电影巡回队之行踪”(4)。

时政片是民国教育电影的重要形式

基于电影放映的时效性及娱乐性，教育电影在县城及乡村的成功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，正如时人王平陵所言“我们需要适合时代的需要，赶制民众所需要的教科书。”在某种程度上，教育电影为“教育救国理论”的繁荣与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三、教育电影运动与民族主义

教育电影的民族主义有国民革命话语的固有基因，一方面，孙中山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民族主义革命话语与蒋介石“新生活运动”的新保守主义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思想基础，另一方面随着“黄金十年”的经济发展，国民政府有能力实行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。就教育电影来看，除了提倡“民族主义”的创作理念，国民政府教育电影运动的重要手段是实行电影审查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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